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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8.4.22 10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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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高考后的“疗伤期”，真的就是在医院里做伤病员。1980年的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由一些旧楼组成，回想在其中躺了一星期的病房给我的印象，除了灰暗，就没有什么了。那灰暗其实是一时情绪，我一边玩弄半导体收音机，一边为自己会考出个什么分数而忧心。那台收音机说是袖珍的，要是以现在的袖珍概念论，可以被形容为蠢笨。它时而播出日本电影《追捕》“啦……呀啦”的主题曲，时而就会有“寻找男子汉”的呼吁和大讨论——弄得病房里的几个男人——除了我这个割了阑尾的，还有个胃穿孔的，一个开痔疮的——在送医换药的女护士面前都很自卑。
然而一出医院，什么都不一样了，尤其高考分数公布，我的分数竟然在录取线之上，一切就更不一样了。得知自己有资格填写高校志愿书的意外和恍惚，要比连续熬夜排长队买火车票，终于来到了售票窗口那个小小的拱形面前还要梦幻。现实的感受却仅仅是，当我提着一大摞旧报纸去两条街以外的废品收购站排队，或拿着条毛巾去更远处一个冷冻库买冰，碰到的中学同学——那些未上录取分数线的——对我投来的艳羡的眼光。
我自我艳羡的，是以为自己可以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了。大概就是在那时候，我听说了佛罗斯特的《一条未走的路》：“两条小路伸向荒草丛中／我选了向西的那条就不能向东……我选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／结果一切都改变了。”填写高校志愿书的参考资料展现了那么多条道路！我对航海、考古最有热情，再就是对出远门兴趣盎然，要是完全由着我自己来填写，那么我可能会到四川、青海、大连或北京去读书，然后就留在那儿工作……会成为不同于现在之我的另一个或另几个我。
我妈却果断地制止了我的想入非非——只准许我在上海读大学（几年以后，当我欲以一名中学教师的身份援藏的时候，她又以同样的果断制止了我）。结果我进了师范大学的中文系。而在当时，我其实并不清楚何为中文系，对自己何以到中文系读书一派模糊。
不过我和我周边的那些人全都明白我的幸运——我买到了票，可以上车了——可以继续身在一时无需自己操心的轨道规定性之中。那些未能考进大学的同龄人呢？他们成为待业青年，等待着街道里委为他们分配工作……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碰到我中学时代暗恋的那个女同学，她在一个石库门改成的小店里卖酱油……
去大学报到前夕，我和三个就要挤进这趟“时代列车”的小学同学，搞了个自我饯行的仪式——从小就被教导要勤俭朴素、艰苦奋斗的我们，跑到听说是那时候最高档的饭店，南京路上的新雅粤菜馆聚餐了一顿。我已经记不起那顿饭要的是什么酒菜了，只记得除了我们这桌，整个新雅被一场婚宴给包了。我们品评新娘和伴娘，再就是对那些吃客随身带来的钢精锅子感兴趣——那是为了把宴席席上吃不了的菜肴装回家去的。
就是在新雅粤菜馆，我第一次见识了彩色电视机，发现“大西洋 底来的人”麦克·哈里斯的眼珠不是蓝色的，而是灰色的。那顿四个人的饭，我们花了80元人民币。在1980年，这是很大一笔钱——我在四年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，也才40多元人民币。这样算起来，它可以列入我吃得最贵的一顿饭的排行榜了。那顿用去了多少粮票，我已记不得。
（陈东东 诗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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